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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谐社会的宝贵资源 ——山西河东“劝善”
作者： 发布时间：2017-10-26 16:00:02 阅读次数： 摘 要：“劝善”是流行于民间的一种讲唱艺术，其主要目的是劝人积善行德、与人为善，山西河东民间现今有大量的劝善遗存。由于它内容丰富，曲调婉转流畅，词句通俗易懂，在当地农村深受群众喜爱。本文通过实地考察和走访，结合收集和掌握的文献资料，对其唱本内容、宗教意识、社会功能以及为当今构建和谐社会产生的影响进行阐述分析。 关键词：“劝善” 社会功能 更新导向 “劝善”是同宗教、民间信仰活动相结合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主要以因果报应的说教宣传伦理道德、劝人从善去恶。它是中国基层社会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产之一，反映出小传统民众的文化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从中也可以追溯出我国固有的宗教思想与处世哲学，有助于探讨在传统社会的文化机制下，民众的行为模式。 “劝善”这种活动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汉代就出现了具有劝善性质的伦理道德教化的书籍《孝经》、《女戒》等。可考的“劝善”讲唱形式当追溯到唐代佛教寺院中的俗讲变文。当唐代的“变文” 在宋代被禁止后，佛教寺庙就不再讲唱民间故事。然而，在民间这种活动却仍然被民众所喜爱。在宋代，由于理学和道教的社会化，形成了专门以劝善惩恶为己任的道教劝善书，以《太上感应篇》的出现为标志。于是，在勾栏、瓦肆里便出现了模仿和尚们讲唱的讲唱文学。宋代以后，社会政治思想和主流传统文化的伦理色彩变得越来越浓厚，以讲解经文为主的宝卷也转向伦理教化。尤其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宣讲劝善的书籍在社会上十分普及和流行，到了明代，出现了专门的“劝善书”一词，由此也可以推测出“劝善”这一活动在民间的兴盛程度。概括地说，“上至帝王妃嫔、达官显贵、文人学士，下至乡绅、民间艺人和黎民百姓都参与了善书的制作、推广、阅读、讲唱和欣赏。在儒释道三教以及明清时代的诸多民间宗教里均产生了大量的“劝善”书籍。”[[1]] “劝善”宣传的伦理道德也和其他文化遗产一样，具有两重性——精华和糟粕，它们相互交织，互相影响，正确总结和吸收其中的精华, 理应为当前正在进行的伦理道德宣传和教育提供借鉴。 山西河东农村一带，有近似于讲唱“宝卷”的形式和内容的讲唱人与唱本，唱本被称为“善书”。从收集的善书版本来看，“讲唱人”所用的讲唱版本基本为手抄本，也有部分为印刷品。这些版本的来源，一部分是师傅传下来的，也有少部分是讲唱人互相传阅，或者是听唱者赠送的，还有部分是讲唱人自己亲手抄写或请人代抄的。笔者在河东进行调查走访，发现当地留存有非常多的“劝善”活动形式，它已经成为当地民间礼俗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劝善”唱本的内容 “劝善”以因果报应的说教宣传伦理道德，主要搬演佛教、道教故事及其它民间故事。据《宣讲拾遗》序中记载，潜江文人王文选“就圣谕十六条之题目，名举案例以实之。”案例都是故事，每讲一个故事就给人以劝化，行文散韵相间，讲唱相济。笔者在河东地区进行调查走访时，收集了许多善书唱本。大致可分为：经卷唱本、民间故事唱本、宗教故事唱本。 经卷唱本：包括佛教、道教的教义，以及据教义改编的故事。其题目有经文式和戏文式两种。其内容有的是诵经，有的是融合着经文来讲唱。涉及弥陀下世、歌颂弥陀普救世人。奉劝世人要孝敬父母、尊敬长辈，为人正直行善。 民间故事唱本是根据民间流传的各种故事改编而成的，也含有“劝化”的成份，既有传统的劝善故事，如“二十四孝”故事；也有依据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还有一些是把真实事件渲染神化而成的。二十四孝故事是传统教化内容，在民间以各种形式流传，由来已久。河东地区的宋金元墓葬中就发现了很多这类题材的壁画、砖雕、木刻等。“劝善”唱本包括《郭臣埋儿天赐金》、《董永卖身葬父》、《王祥卧冰求鲤》、《杨香打虎救父》、《朱寿寻母》等。 民间故事唱本如根据河东蒲洲府临晋县的故事改编的《妇女嫌男贫》，是劝戒嫁夫不能嫌丈夫贫穷，要孝敬父母、公婆的曲本。还有如《劝官文》、《劝富文》、《劝贫文》等曲本，劝化为官者要清正廉洁、不能贪赃枉法；富者要心存仁慈、不能依富压贫、仗势欺人；贫穷的人要安分正直、诚实。另外还有一些外省外乡的曲本也在当地流传。如根据河南洛阳宫氏家庭以孝感人、以孝教人的故事改编的《合家论》；根据陕西同州府郃阳县董氏人家由于平日积德好善，儿子被狼叼去又送回家的故事改编的《狼不吃儿送回家》等等，主旨都是劝世人积德行善，宣扬因果报应，起到了一定的社会教化作用。 二、社会功能 “劝善”是当地农村不可缺少的艺术表现形式，它的长期存在与当地的社会环境、民间礼俗有着密切联系。它来源于社会又作用于社会，演唱者与观众之间产生的互动，依存关系是不能被代替和更改的。它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功能也是不能低估的。“劝善”活动的社会功能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教育感化功能 “劝善”反映社会人伦关系的准则、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兼有佛教与道教的劝化宣传，儒家的忠孝伦理与世俗民众的道德教化，以及对社会陋习的揭露批判。 “劝化”通常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行为导向，树立一些生动的榜样让人们效仿；另一方面是精神威慑，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法则来控制行为动机。 就行为导向而言，以往的“劝化”中既有封建伦理观念对人们的束缚箍制，也有正常的社会人际和谐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对陋习恶行的严肃摈斥。瞿秋白先生所痛斥的“最恶劣最卑鄙无耻的中国礼教和果报观念”，在以往的某些“善书”中确曾存在，但并非“劝善”的全部，不宜以偏盖全。日本学者所说“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道德项目”，西方学者所说“将成为东亚文化共同遗产”的敬重长辈、献身家庭、节俭律己等，在当代仍有其可继承、可发展的社会价值。 就“因果报应”而言，宗教意识往往以各种虚构的因果报应对人施以恐吓，藉以控制行为，这种虚构当然是违反科学知识而断不可取的；但也不可因此而否认个人行为在社会人际关系中的现实因果联系。从社会学的科学视角来看，每个人都应当懂得，与人为善如何对社会和谐作出贡献，得到赞赏善待，作恶多端如何损害社会，遭众人痛斥、为群体不容。摈弃虚构的因果报应，宣讲现实的因果联结，是普及道德规范不可推卸的责任。 “劝善”不但能够调节人与人相互间的关系，而且大力宣扬做人诚实正直；忠孝父母、尊敬老人；鼓励为人谦虚、养性修身；反对任欲纵情；严禁赌博、吸毒；为官要清廉；与人相处不能贪心、嫉妒等。提倡的这些道德规范在现代社会仍然是需要的，应该得到肯定。王济道居士2回忆说，村子里有一个60多岁的老婆婆，媳妇不孝顺，嫌她老了，光吃饭不干活，成天找茬骂她。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媳妇家的亲戚叫她听讲劝善，次数多了以后，媳妇逐渐发生了变化，她害怕遭到报应，受到惩罚，慢慢地对婆婆好了起来。到现在，媳妇和婆婆就象亲母女。 在经济大潮的引领下，在“拜金主义”的诱惑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陌生，劝善所讲唱的内容恰好就是改善人际关系最直接的一种方式之一。由于中国有着悠久的道德教化传统，把“劝善”这种形式在现代背景下进行价值再创造或者转化，其中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教化将会弥补某些伦理道德的裂痕，对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文化具有继承性，我们如果能吸收其中的精华，抛弃封建糟粕，传统伦理道德仍然能为今天的民众提供精神食粮，尤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融洽，社会就会更加和谐。“劝善”仍然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借鉴。 2、观众的审美愉悦 亚里士多德说：“消遣是为了休息，休息当然是愉快的，因为它可以消除劳苦工作所产生的困倦。精神方面的享受是大家公认为含有美的因素，而且含有愉快的因素，幸福正是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人们都承认音乐是一种最愉快的东西，人们聚会娱乐时，总是要弄音乐，这是很有道理的，它的确使人心畅神怡。”（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1980：45）。另外，《乐记》中也曾提出音乐的娱乐性功能：“‘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认为音乐活动可以使人们的欲望得到满足，能给人带来快乐。 农村“劝善”的演出时间，前面已经提到。它除了固定的时间，也就是民间比较重视的礼俗外，其余时间都十分符合村民的时间概念。并且劝善表演的演出形式灵活多样，不受场地限制，所以在田间地头、房前树下，村民聚集的地方，都可以作为演出场所。大家在劳作之余，吃饭聊天的闲暇时间，可以随时请“善人”讲唱一会儿，目的是利用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缓解来自生活的压力，放松自己，满足精神需求，给心情带来短暂的愉悦。善人的劝善表演，把全村男女老少都聚集在一起，大人孩子顾不得吃饭，妇女婆婆们也顾不得“闲聊”，都挤在人堆里，脸上洋溢着陶醉和幸福，每个人都沉浸在其中。善人王济道居士讲，村里人请他“劝善”时，他的麦子有人帮他收，庄稼有人帮他种。有一回，他扛着锄头准备去地里，被村里人挡住要听“劝善”，他就坐在刚收的麦秸堆上开始讲唱，去地里的人也不去了，席地而座，劳动工具放在旁边，男女老少都有，密密麻麻。“劝善”成为大家的关注对象，这个时候，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劝善”带给大家的愉悦心情，能化解生活的艰辛和劳苦。“劝善”使村民平淡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生气，从村民的表情中体现享受快乐的幸福。 3、观众的情感卷入 由于观众需要愉悦高兴来化解生活的劳苦，所以对艺术作品产生了强烈的注意力。同时，注意并不是纯粹独立的心理过程，而是各项心理活动的指向和集中，它包括感知、情感、理解等心理活动。[[4]]在这些心理活动中，情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整个心理活动的黏合剂。美学家李泽厚认为，“情感不但是审美的动力，而且审美也最终呈现为一种特定的情感感受状态。”[[5]]所有艺术门类的审美过程基本一样，劝善也不例外。“劝善”的意图是感知教化，观众在欣赏过程中产生的情感是无法抵拒的。清代戏曲家李渔说过，“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6]]说明演员要演好角色，要先使自己成为剧中人，才能使观众产生真实的感知，继而引发共鸣。 笔者在河东进行田野时，多次见到这样的场面，由于不同的善本内容表达不同的情感。所以，善人在讲唱时，利用内容的发展进行悬念的调节和节奏的变化，来带动观众的情绪。如：《还阳传》的剧情，妇女李翠莲平日积德修行，遇到唐僧师徒四人化斋饭，因没有银钱，便将祖传的金钗送给他们，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这件事被她丈夫知道后，惨遭丈夫毒打，并把她逼死。由于她行善积德，被佛祖还阳为皇宫公主，享尽荣华富贵，得到善报。他的丈夫由于心胸狭窄、不行善修行，逼死李翠莲，而被惩罚下到十八层地狱。 所有观众都置身于故事当中，好象自己就是主人公一样，并且不由自主的与他们进行比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讲唱“劝善”引发的普遍性情感，满足了观众的感情宣泄。 “劝善”所讲唱的故事内容，可以引起观众的共鸣，把观众的情感带动起来，使他们激动。而且，这些情绪的表现也反映出他们内心的碰撞，以及碰撞后产生的慰藉与净化。“劝善”讲唱的内容以劝人积德行善为主，夹有道教、佛教的理念与主旨，如何能成仙、成神。这些思想对村民来说，是一种信仰，也是他们奉行的行为准则。善人在劝善过程中，既传达神的旨意，又传递人的心声。善人王济道在他居住的村子里，被称为“神”。村民大概认为他就是神的代言人、替身，碰到不顺心的事情可以求得安慰，也可以帮助他们驱灾避祸，能渡化他们成正果。他回忆说，村子里有一个60多岁的老婆婆，媳妇不孝顺，嫌她老了，光吃饭不干活，成天找茬骂她。有一天，老婆婆哭着来到他家，说媳妇又欺负她了，王居士就让她坐下，喝杯水，消消气。王居士开始唱劝善（自己编词），意思是劝老婆婆要想开些，不要生气，神仙知道你的遭遇，也同情你，会渡化你的。劝完后，老婆婆心理得到安慰，高高兴兴回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劝善”中的虚拟世界，能够缩短痛苦，忘记现实，得到心灵的安慰。 4、社会认知功能 鉴于“劝善”说唱包括多种内容，它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就有多种形式。也可以给人们提供相关的社会、人生、文化、自然等各方面的知识，具有认知社会的功能。社会道德伦理、人们的心理、时代背景、宗教观念、风俗习惯等中国竞彩网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在“劝善”的过程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和体现。在封建社会中，老百姓对作恶者，特别是有权有势并且无恶不作的人无可奈何。他们通过讲唱，揭露对恶人的惩治，对善行的褒奖而得到精神上的慰藉。“通过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倾吐劳动人民对遭遇不幸者的深切同情和对邪恶势力的憎恨诅咒，表达他们惩恶扬善的积极愿望。”[[7]]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劝善”之所以还在民间存在，还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角度、方法和规范的。它所涉及的善恶观念强烈地反映了民众的道德要求。虽然，“劝善”也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也存在着糟粕，但所讲述的种种善恶行为，在多数情况下，还是劳动人民纯朴道德观念的表现。笔者在田野考察时，采访过一位八十岁左右的老年人3，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善是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还可以维护社会治安”。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具体的道德行为中，你做了有利于他人的善事，最终你本人是获利者，也就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自然把人类置于于两个至上的主人——‘苦’和‘乐’——的统治之下。只有它们两个才能够指出我们应当作些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将要怎样做。在它们的宝座上紧紧系着的，一边是是非的标准，一边是因果的环链。”[[8]]自己或后代是长命百岁、富贵荣华或穷困潦倒都取决于自己选择善还是恶，正如关帝《觉世经》所说的“善恶两途，祸福攸分”。“劝善”掌握了人们都有趋吉避祸的心理，由于个人的善恶行为引起的后果绝对要兑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道”，“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这种因果报应告诫人们应该谨慎行事，不要殃及后代。人类社会之所以要创造“善”，现代社会的发展之所以需要对人进行“劝善”，就在于“善”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和价值。“劝善”的教化对象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以农村百姓最为广泛。而且，“劝善”的演出场合，是一个很大的民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不仅具有覆盖面广，渗透力强的特点，而且还具有主导理论，创造舆论环境的特点，这一特点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对所传播的信息的筛选和解释而体现的。”[[9]]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在民众场合传播的内容，基本具有一定的思想和道德价值。“劝善”就是把中国历史记载的、历代相传的公案、好人好事、善人善报、惩处恶人的故事讲唱出来，听众听时，对在讲唱中所传递出的道德文化信息进行选择和接受。无形中，这就在广大民众的心理设置了一道道德伦理防线，使民众的行为准则有了一定的参照物，提高了民众的思想道德水准。 三、更新导向 “劝善”中的世俗道德观念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它不仅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且也发扬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劝善”的劝化作用树立和培养了民众的道德精神，同时也成为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资源之一。当然，“劝善”活动客观上也宣扬了因果报应，其在劝说人与人为善的同时，也削弱了民众的竞争意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具有现代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标准和行为模式的现代人。如果我们能够用科学的伦理观、道德观来看待“劝善”这种民俗文化，抛弃其中的糟粕，吸收和发挥其中的伦理精华，这些道德教化仍能为今天的人们提供精神食粮。 由于“劝善”的表现形式简单直接，唱词通俗易懂，曲调流畅明快，格律上口押韵，加之内容包含有非常广泛的道德观念，因此在当地农村流传甚广。但是，“劝善”中也含有旧意识形态的内容，如果在当今社会演唱，势必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能够顺应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符合现代社会的风尚，反映当今社会的新人新事，满足现在群众的欣赏口味，笔者认为“劝善”的演出形式和曲调可以继续沿用，唱词格律还是采用原有的格律规则，内容则需要换成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能反映社会新风尚、新气象，新思想的唱词。如王居士，他自己就喜欢根据农村新形势、变化发展编成唱词，或者把新政策、新法规编成词演唱。目的是用“劝善”的形式，把这些政策、法规传达到听者心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用旧曲调填新词，是“劝善”内容更新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万荣女善人卫纯缘居士4和永济等地的善人自发地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以及中国竞彩网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思想编写了一些符合构建和谐社会、坚持改革开放的新唱词，如《三个代表》、《公民道德歌》、《反腐倡廉新社会》、《新十劝人》、《夸夸好儿媳》等进行讲唱，在当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农村新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另外，从长远眼光看，“劝善”既然是非常宝贵的民族精神财富，对此，就需要保护和发展下去。那么，人才的培养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当地的文化部门可以组织学生上音乐课的同时，学习讲唱“劝善”的曲调。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培训群众学习讲唱“劝善”，把方针政策法规用这种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传输到每个人的心中。 “劝善”是传统文化与地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表现出来的独特教化作用蕴藏了传统文化中丰富的道德资源,对培育现代精神文明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劝善”也是边缘性文化，它在当今社会发展建设、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中虽不能占据主流地位。但是，它产生的实际价值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我们在关注大传统（精英文化）的同时，也要关注这种小传统（边缘性文化），才能使传统文化更加全面的传承下去。 结语：笔者对“劝善”的研究仍会继续进行，在行文即将结束之际，引用洛秦先生的一段文字作为结语：“人类学的发展和进步告诉人们，经济有先进和落后，人的行为和观念有不同，而文化的价值是平等的。人们要做的是去理解那些不理解的事和现象，而不是去评价和褒贬。因此，社会和政治作用意义上的音乐及其关联的艺术形式的讨论，是就事论事的，没有价值判断的，不是以积极或消极来区分的，也更是排除个人偏爱和感情色彩的。”[[10]] 1河东，指今山西南部黄河以东地区，约相当于今之运城、临汾两个地区。秦置河东郡，汉迄北周因之，隋开皇初年废，大业三年（607）复置，唐武德元年（618）罢，天宝元年（742）再置，乾元元年（758）改为蒲州。北魏以前，故治在今夏县西北十五里禹王乡，北魏太武帝移今永济县蒲州。《汉书·地理志》：“河东郡，秦置……县二十四：安邑、大阳、猗氏、解、蒲反、河北、左邑、汾阴、闻喜、濩泽、端氏、临汾、垣、皮氏、长修、平阳、襄陵、彘、杨、北曲、蒲子、绛、狐讘、骐。”清置河东道，嘉庆十二年（1807）移今运城市。《清一统志》：“分守河东盐法兵备道，驻安邑县运城。管辖平、蒲二府，霍、解、绛、隰四州。原驻蒲州，嘉庆十二年移。兼管山西、陕西、河南等处盐法。”民国二年，设河东道观察使署，驻安邑县，辖今运城市、临汾市共35县。民国十六年裁道，各县直属山西省。今天所言河东，就指运城市所辖之地区，包括盐湖区、河津市、永济市、万荣、新绛、稷山、临猗、绛县、闻喜、垣曲、夏县、平陆、芮城等13个县市。 2王济道，本名王占魁，济道是他师傅起的法名，万荣贾村杨郭人。 3薛学良（居士）男， 71岁，万荣光华乡杨蓬村二队， 4卫纯缘，女，本名卫朵儿，纯缘是她师傅起的法名。66岁，小学毕业，万荣光华乡小屈村人。 参考文献： [1] 陈霞《道教劝善书研究》，巴蜀书社1999年，第2页。 [2]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479页。 [3] 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102页。 [4] 余秋雨，《观众心理学》，2005年7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第148页。 [5] 李泽厚《美学的对象与范畴》，转引自余秋雨《观众心理学》2005年7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第148页。 [6] 李渔《闲情偶寄》卷二，转引自余秋雨《观众心理学》，2005年7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第150页。 [7] 刘首华《口头文学与民间文化》，转引自陈霞著《道教劝善书研究》，巴蜀书社1999年，第125页。 [8]《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582页。 [9] 张琼、马尽举著，《道德接受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76页。 [10] 洛秦《音乐与文化》，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1年出版，第141—142页。 [11] 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1997年。 [12] 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 [13]《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史诗歌谣卷》学术总监：钟敬文，主编：苑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14]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 [15] 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中国竞彩网文艺出版社. 1998年。 [16]《万荣县志》山西省万荣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海潮出版社，1997年。 [17]《芮城县志》芮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三秦出版社，1994年。 [18]《永济县志》永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新华出版社，1991年。 [19]《稷山县志》稷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20]《河津县志》河津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21]《临猗县志》临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海潮出版社，1993年。 [22]《夏县志》 夏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1998年。 [23]《平陆县志》平陆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年。 [24]《运城市志》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20]《河津县志》河津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21]《临猗县志》临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海潮出版社，1993年。 [22]《夏县志》 夏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1998年。 [23]《平陆县志》平陆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年。 [24]《运城市志》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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